2016年2月25日 星期四

唐宋墓誌寫作比較:以〈柳子厚墓誌銘〉和〈尹師魯墓誌銘〉為例

    墓誌對於金石學者和歷史學者都有重要的意義,能為我們提供大量傳統史料所未見的記載。墓誌起源原則上說來是西晉,儘管其為數不多。而其後在唐時期達到巔峰,宋代則少之許多,但各有風采。本篇報告主要以唐代古文運動倡導人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和北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兩篇的「序」,粗略比較唐代和宋代墓誌寫作之變革與異同但要了解墓誌,首先得從墓誌銘和墓碑文開始理解,一般大家在體裁上就會有概念不清楚甚至混淆的狀況,容我以下先費些篇幅解釋。
     
     墓碑文

     墓碑是立在地面上的,早期有許多用途,其中一個型態如《禮記•檀弓下》記載︰「公室視豐碑」,見鄭玄注說「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為鹿盧,下棺以繞」,我們可見,早期只是它立在墓地前的碑,木質且沒有文字,只承載棺槨下葬的功用,和後來墓碑的意義不相同。
    
     東漢以降的墓碑,才具我們現今了解的意義,和秦與先秦刻石記念與歌功頌德的傳統有關《墨子•兼愛》說「古者聖王……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也記載「 南登瑯邪......。 復十二歲。作瑯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且 《禮記•祭統》說「銘者,論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所以當刻字紀念成為傳統, 蔡邕《銘論》才說「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世以來,咸銘之于碑。」墓碑上便有了文字。

     墓誌

     考古上的證據顯示,東漢已出現「墓記」、「石槨題字」等記錄墓主的相關資訊的刻字資料,而這些文字一般都刻在墓室裡面;同時東漢後興起的墓碑,在魏晉主薄葬政策下開始衰退,而轉以西晉時的墓室內小石碑之樣態出現,成為後來廣義而言的墓誌。簡單說來,墓誌就是埋在土裡、納入墓內或墓旁,以表示對死者的紀念,便後人稽考的刻石
     
     墓碑文和墓誌都是在讚揚該死者的功德勳名,墓誌雖亦然但也頗重在記事。因為墓誌包含了「題」、「序」、「銘」三個部分,在寫作方式,「題」是雕在蓋上的標題;「銘」多為典雅的四言韻文;而「序」即可說是「誌」,以散文書寫。本報告的唐宋墓誌比較,專就「序」文而言。


     唐代大曆以後的墓誌
    
     唐代是墓誌的輝煌時期,關於墓誌的選用,我選擇大曆以後。此時期韓愈力倡古文運動,元白口語風格的詩作,皆圖擺脫駢體文的頹靡,而墓誌對墓主的介紹也會更為清楚詳實,價值頗高。挑選這時期的墓誌作比較對象,也好跟古文風氣繁盛的宋代散文﹝墓誌﹞相提並論。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便是代表性的篇章,文章標題沒有書寫柳宗元的官職,本身就是很大的特點。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試大里評事王君墓誌銘〉等作,皆書墓主之官職而不書其名,柳宗元對韓愈及當代的意義乍然可見。內文有云: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禦史。權貴人死,乃複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首段便先說明柳宗元的先世,及其相關事件,由於中國人有重家庭聯繫的傳統觀,故先由墓主先世的脈絡及作為塑造出具品格的形象,並引導讀者在重視家庭個人連結的判斷下,對墓主的人格性情能有先入的印象,也為後文鋪路。在選取墓主先世的經歷為撰文材料時,也隱含作者對墓主人格的價值判斷與肯定。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禦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本段言柳宗元少時頗有聲譽,然而才能高妙卻沒辦法被用,成為老天的玩笑,皇帝的玩棋。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氾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被貶謫後沒有灰心喪志,仍然刻苦自勵,說明柳宗元的自律奮發的精神,並依此推及人,展現儒者應有的生命實踐和廣大心胸。韓愈曾說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肯定了其道統的高度,本段雖言政績,但更長的意味在藉其具體作為,言明柳宗元擁有文如其人的儒者情操,也有感化人的能力,不是逢場作秀。這樣的精神更在下段表明。

     其召至京師而複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裏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不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本段摯情摯深,再度說出柳宗元的道德在生命裡的實踐,願意以被貶去比原本更惡劣的環境,甚至不惜一死取代朋友的困窘。這一切行為早超越一般人情所能理解。刺客列傳的「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看出劉柳之間交情多麼深厚,也是史公筆下的刺客性情,也應是史公所欽佩的對象,值為儒家道統的典範。這樣的人竟只能在貶官裡掙扎。韓愈也藉柳的精神,控訴世界的虛假,感嘆儒者的悲哀,寫柳宗元也怒怨世界的不平。而韓愈此種寫法之可觀也在藉由對其人的了解及深邃的情感生動寫出墓主不為人知的過去。但他最後也沒忘反思。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台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複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若柳氏能多愛惜自己,如今也不至於此,是反省柳宗元自己的為人;若是被貶謫後能有顯貴能幫他,那也不至於此,是對外在環境反省。倘若相反的,柳氏今天功成名就了,沒有窮困到極點,那他的生命和文章著述一定也沒有辦法不朽。立德立言立功難以兼得,柳氏成功與否,最終交付歷史正義,成為韓愈最後冷靜的一嘆。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週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 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這是最後一段以及「銘」的部分,言柳氏的後事與家庭概況。

        針對「序」,墓誌的寫法基本上從北魏下來就已經固定了﹝根據我歸納《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的諸多篇章﹞,內容多先言墓主的先世與其任官;而後墓主的各類介紹,大致分別為少年經驗,任官表現等順序。〈柳子厚墓誌銘〉也體現了這樣的傳統。

     北宋墓誌

     唐大曆以後墓誌逐漸脫離駢體的寫作形式,走向散文化。北宋文壇在歐陽修等人的領導下,墓誌散文化特徵更形鞏固,所以我選擇當代古文領袖歐陽修的〈尹師魯墓誌銘〉,作為與韓愈比較的對象,同時也能達到理想的比較基準。

     和韓柳二人相同的是,歐陽修和墓主尹師魯也都是陳年老友,標題也都沒有寫對方的官位,而只寫姓字。但內文的書寫,卻已有非常顯著、代表時代性的差異。歐陽修內文云: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


     首段便先從時人的認知與讚許,側寫墓主尹師魯在文學、議論、材能和節操三方面之卓然,後面藉作者對墓主的熟悉而概述其主張、經歷與行為,也成為後面敘述的主旋律。我們可以看見,同是首段,寫法和韓愈以及自魏晉時期傳下來的墓誌內容的書寫傳統,已經不同。﹝韓愈先概略柳宗元的先世﹞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略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本段主要言尹師魯歷官對他的重大事件,並也透露其節操和材能,敘述相當詳盡,儼然史傳般具體詳細,毫無情感也沒有作者的價值判斷,情趣淡淡如水。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御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于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尹師魯居安思危、深謀遠慮、勇於軍事改革等形象,扣回先前所述的材能;而後言其不遇,想法不採於世,並更進一步說出當時稱讚他的人,其實也未必很瞭解他,道破了世俗一層空泛假象。整段的敘述依然平平淡淡,沒有融入作者的情感,只有記實的資料與適當分量的讚賞。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本段第一部分引述了尹師魯的被構陷的一段經歷作材料,輾轉被貶;第二部分言其生病卻沒能得藥,病情加重了也都強忍痛苦,與人對談也都想到對方而少考慮自己。這一段可以說是一個關鍵的拼圖,戛然而止的收尾造成韻味不止,與前面幾段文字,強化尹師魯不遇、不己知、孤獨但大公的鮮明形象。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餘與師魯兄弟交,嚐銘其父之墓矣,故不複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這是全文最後一段,包含了「銘」與尹氏之家庭與後事。

        總結   

     同樣是寫彼此好友,寫不遇的操遇、寫他們卓越能力與節操,兩位古文大家的表現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內容方面,韓愈摯情摯性,感人肺腑,呼天般哀悼與控訴世界對柳氏的不善,完善編排柳氏解救與教化其任官地的人民,與用節操和愛心協助朋友劉禹錫的史料,使得讀者心情難以不隨運筆而浮動;歐陽修則盡可能完整陳列尹氏的各樣事蹟,沒有太多情感投入,但將全文資訊整合,依然可以感受到尹氏不遇又孤獨活著的悲哀後勁,情緒都讓讀者自己填補。
     
      兩篇文章同時也體現唐宋兩個時代基本面的不同。唐代如酒,讀完韓愈如讓人醉在他豪大的情感;宋代如茶,讀完歐陽修則越品越有味,越讀越哀傷的回甘。

     再來結構方面,韓愈遵守墓誌首寫墓主先世,後分述墓主任官前後事蹟的書寫傳統;歐陽修則完全不遵守此,且使墓誌更往傳記文學前進。最後一段﹝包含銘﹞,都寫墓主的家庭和後事,大體上則是相同。

     墓誌可以讓我們理解更多作者不為人知的背景,甚至是時代風氣的流變。不僅於此,有關歐陽修寫〈尹師魯墓誌銘〉,被死者家屬批評太過簡短,用詞不夠潤麗引起的爭議,北宋常見的「央託德行之士寫墓誌銘」﹝參考曾鞏〈贈歐陽舍人書〉﹞,以及作者在開頭表明墓誌銘寫作動機的現象﹝參考歐陽修〈張子野墓誌銘〉﹞,也都相當值得我們注意,並且更加有助我們認識那個時代,那個作者。

     參考資料
1. 清• 吳楚才、吳調侯《古文觀止》
2. 高步瀛《唐宋文舉要》
3. 王珂〈墓誌銘與墓碑文考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4. 裡波〈歐陽修寫墓誌銘〉﹝《學習時報》﹞
5. 《史記》
6. 《禮記》
7. 《墨子•兼愛》
8. 《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9. 《唐代墓誌彙編》


本文原發表於跨領域百年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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