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3日 星期日

2016.3 內湖隨機殺人案資料與想法整理

這一次我什麼文都沒有發,大多時間都在關注相關資料,這篇文主要統整一下我這一個禮拜所看到的內容和記下的小記。

內湖隨機殺人案一發生,腦子又回到鄭捷案的那時候。媒體接力賽式的連環報導,社會引發恐慌不安。嫌犯背景越挖越深,但無助於我們思考整件事情,沒有經過篩選和批判的資訊卻比比皆是,更充斥在社會之中。這次狀況和鄭捷案,以及台灣許多隨機殺人事件案件大同小異,挑起了大眾的情緒,挑起了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對立,把某些病症給汙名化。風頭一過,事件一過,最根本的問題卻還在原地打轉,不得其解。

獵殺廢死聯盟

在這事件當中,首當其衝被抓來獻祭的是廢死聯盟。當這樣慘無人道的案件發生,大眾多還是相信應報理論,尤有甚者──相信極行能遏止犯罪,於是情緒的槍口轉向支持廢除死刑的些人,認為廢死主張會持續造成這些悲劇。更有支持廢死的公眾人物,臉書被灌滿「等你家人被殺光再來談廢死」、「死的不是你家的人,你當然可以在那談廢死」等言論,似乎是說這種情況下大家都不能夠冷靜下來。

死刑支持的背後,是基於對人性的不相信,所以才認為要用嚴厲的方式管束呢?或是認為這樣可以根本的解決問題,有效阻止殺人案減少?還是只想要一命抵一命,也順便把情緒都寄盼在死刑的槍聲之下?至少我知道,死刑執行數量世界第八的台灣,隨機殺人案並沒有減少,手段反而逐漸殘忍。文化國小隨機殺人事件加害人龔重安也說「你不槍殺我,我就繼續殺」,企圖求處死刑。在他們眼中,我們極為害怕的死亡,他們目光中或許沒有閃爍恐懼。



家屬遏止延燒情緒的超然理性

前面我們提到,對於這些支持死刑論的人,似乎不很能接受在這個混亂自危的時候,有人靜下心來要求大家冷靜,包含媒體也是。媒體在很多事件當中都是帶動風向的﹝也包含一些名嘴﹞,像哪位政治人物開始蹩腳跡象了,就會一窩蜂的倒向抵抗他的聲音。媒體要追求的是曝光,因此聳動和炒作總是必要,人們也因此輕輕一吹扇,爐火就起焰,中了媒體玩弄大家情緒順便收割的計畫。這次小燈泡的媽媽一反先前案例,沒有家屬的崩潰失聲,沒有憤怒要求殺人者死的怒吼,反而是主動式的,對外發表超然沒有情緒性,反倒是充滿能量的內容,臉書上也發布:「對於嫌犯,死刑的支持與廢除,沒有任何想法要說出來」、「也沒有發起或支持任何活動」。不使媒體消費這個事件,也不要因為任何有關他個人,而煽動起社會的整體情緒,哪怕只是些微的。

這樣的作法相對政客名嘴來說層次高了許多,也殺掉了媒體期待的反應。然而社會大眾似乎不能以此滿足,反而質疑受害者家屬冷血與矯情,甚至連他母親的個人部落格都關閉了,還必須跟大家公開聲明自己並非冷血的,「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也是會落淚」。那些反過來質疑受害者家屬的人,是想要像媒體一樣找回大家情緒宣洩的重心,繼續將某些群體作為狩獵的目標嗎?還是心裡仍預設受害者,應該要有崩潰發狂的形象呢?我想家屬不希望事件燃燒的心意,早已不證自明。



社會:性別腳色、男子氣概

死刑是要討論的問題,但不是這個事件的重心,根本性的解決問題,仍然要從這些殺人犯所依附與生存的社會說起。這個大標題要回答的,女人迷觀察家觀點非常的好:性別腳色與成功定義的壓迫。文章首先點出日本五二攻擊案作為前車之鑑,我們注意到在人際高壓密,性別腳色鮮明的日本社會,成功與否成為男人能否受到尊重的關鍵,有人熬出頭了,但有人在狹隘的成功觀中失志了,每個人都盡可能教導他們如何出類拔萃,卻沒教導如何在抑鬱時抒發自己的哀怨,或適時給予鼓勵。高壓鍋悶久了,會有爆炸出來的那天,這變成社會所要承擔的外部成本,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一個對其他領域表達興趣的人,被迫屈就於體制和考試,因為比較而被貼上了標籤;聲線較高,體型瘦小而被視為是娘娘腔,因為體制不期待一個男性是懦弱不陽剛的;理工就是優秀能賺錢,讀文學沒有前途,因為社會認為能賺錢的學科才有唸的價值。這是現在的我們,上面那些,是這次女童斬首案的王姓兇嫌、北捷殺人案鄭捷,也是我們經歷的成長背景。

至此,我想到許多學者曾對二戰時期,遠征的軍人們強暴女性的暴力心態究竟是什麼緣故,進行了一些發表。Maria E.Baaz和Maria Stern認為這些是出自競爭心理和不安全感,說:「士兵明顯的把強暴行為,歸因於他們無法完全自視為異性戀的理想男性」。Martha Huggins與Mike Haritos-Fatouros等人,注意到文化建構「男子漢」概念的方式,男子漢概念是一種表演和競爭,並在其中影響一個人的身分認同。在父權社會之下,也很少有男人可以在競爭和表現中,持續證明自己具有男子氣概,這告訴我們,和那些瘋狂軍人的強暴行為一樣,這些無差別殺人魔除了情緒性的控訴社會,應該也是想藉由這些血腥暴力,證明自己擁有曾不合乎社會期待的「男子氣概」:看呀!我也可以!

後續:政大搖搖哥被抓

人人喊打喊殺,從兇嫌的罪責,喊到精神病患汙名化。這次也沒有例外,增加了毫無意義的恐慌,也把自以為是的「正常健全」,變成對和我們有差異之處之人的歧視。內湖案不久,政大搖搖哥就因為自傷或有傷人之虞為名被抓走了。不論是居民通報、政大行政人員要求,抑或純乎市府善意,其實背後還是反映社會因為這次案件,建立起精神異常和潛在殺人犯之間的連結,恐懼依然奏效。

我想沒有意識到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對這些犯罪發生是如何造成影響,去進一步反思改善,一切還會再繼續發生,這不是把廢死聯盟罵到爛掉,把兇嫌直接槍斃,或是抓走幾個搖搖哥可以解決的。「當我們用最直接的、最簡單、最容易滿足大多數人期待的手段,是不是忘了我們社會沒有提供這些家庭在成長過程,有可能先天或後天扭曲的人格一個公平的機會」。

「沙漠也許可以長出青菜,仇恨卻生長不出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