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史料、方法──第一屆民國文學/現代文學圓桌論壇：上午場小整理與想法分享

5/5我參加了一個上午的現代文學/民國文學圓桌論壇，下午就因為有課先離開了。這個圓桌論壇在政治大學文學院百年樓舉辦，今年是第一屆，由台灣許多中文學界的教授和中國大陸相關領域的學者共同主持。

過去兩岸對民國文學，或所謂「現代文學」，一直存在不同的認知框架，詮釋上也因此大相逕庭，但今天兩岸的中文學者首次共同主持這場圓桌論壇，我感覺這是別具意義的，意味著兩邊都由對立走向共同努力，用更客觀廣泛，或說拋棄既有認知框架與意識形態操弄的觀點，正視這一階段，這一時期的文學。

以下是我對一整個上午的其中兩個講說的整理，並附上一些自己的話。講說分別由政大中文的陳芳明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李怡教授發表。

陳芳明──何其芳與戰後台灣詩學

陳芳明教授發表〈何其芳與戰後台灣詩學〉，突破幾個一般大眾的認知。首先是，胡適的白話詩集《嘗試集》並不是為了推展新詩，而是要推展白話文，開新詩一派的是徐志摩。

再來是台灣的新詩其實有兩個支派，一支是中國，一支是日本﹝由台灣留日學生帶來﹞。紀弦曾說他把新詩的火種帶來台灣，但芳明教授要強調的，其實是要我們不要忽略台灣還有「日本」的支派。

最後芳明教授著重在「中國」支派，帶入何其芳對戰後台灣詩學影響。這個影響不是由何氏本人直接傳入，而是透過台灣知名詩人「瘂弦」導入，洛夫又受瘂弦影響，何氏對戰後台灣的影響才展開。瘂弦受何氏影響，則是在1980才他本人承認

然而對戰後台灣產生影響的何氏，是1930的他，是富「南方愛情」和「流浪意識」的他。他在1942年時他否定了自己先前的成就，後來為毛澤東服務，那但他自我否定的那些東西，早就在台灣開花結果了。

李怡──在「民國」發現「史料」

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怡教授則發表在「民國」發現「史料」的講說。李怡教授口齒伶俐，思維清晰，言談有力，一如他這些特質，他的講說對民國文學研究的問題，但刀刀直入要害。

他最首先點明的是，「新中國」和「民國」原本不是對立的概念，主要是因為意識型態的對立所致。近代文學，被描繪成鬥個你死我活的鬥爭史，這正是「新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戰勝「民國」﹝中華民國﹞的緣故，勝出的那方，掌握了話語權，還有對一切的詮釋權，也使文學史演化出三流──主流、支流、逆流。

李怡教授在此基礎更進一步點出，就算是官方意識形態認知的「主流」，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定義，如他的資料所呈現，1930年代左翼主流，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文藝界領導人周揚倒台，也變得「不再主流」；其後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開展，研究者才開始發掘這些「支流」，進而成為「批判審視」的「逆流」。

從李怡教授的發表中，我也想到尼采「沒有真相，只有詮釋」的觀點，在某個時代被認為是典範的、正確的、事實的和主流的，其實也都是因應該環境下各種因素與需求才被推崇到終極的高度。這往往都是歷史發展的脈絡。在人文學科的「史」的脈絡，像是經濟思想史、台灣文學史、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等等，更是如此。

文史的意義與研究，資料的閱讀和文獻的引用等等，不能被意識形態二元對立所掛帥，要正視民國的豐富複雜，「尊重國家歷史情態」是李怡教授的核心論點。而除了作品文本，身為文學作品生存的社會、教育、政治、、法律、軍事等環境的「文學周邊」，也是李教授重視的「史料」，將文學與其周邊聯合在一起成為「大文學」，會改變大家對文學的舊有概念，擴大現代文學的意涵。